副标题：一位旅美学者眼中的“中芯”事件；来源：深圳客

作者系旅美学者，研究方向是比较政治学。

中国高科技龙头企业之一的中兴通信，因为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管制政策，遭到了美国的定点打击。这是中美 的一个小回合，但是，中兴居然没有还手之力，公司突然全线陷入了溃败边缘。原因是，中兴依然“缺芯少魂”，核心技术，依然依赖美国。

单芯片Transcivr方案提升了基站芯片的门槛，使得国产厂商更加难以切入。基站芯片的自给率几乎为0，成为了中兴通讯本次禁运事件里最为棘手的问题。

美国可谓是一剑封喉。

去年12月，在广州一个论坛上，我有幸见到中兴某位高层，他展示了一个漂亮的PPT，列举中兴的AI优势，并雄心勃勃地讲述“智能城市”规划。多说一句，此人表现强势，没有顾及其他嘉宾的感受，自说自话地炫耀。

也是在这个论坛上，有学者断定，中国人工智能水平可以媲美美国。

现在看来，有些话说早了。

虽然早就知道高科技领域中美的差距，但真的没想到，落败得如此之快。

在中美 开战半个月以来，我经历了三次难忘的谈话。三个谈话对象，分别是一位曾经在腾讯工作的高级工程师，我叫他A。一位是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我叫他B。第三位是一位美国科学家，他曾效力于ＮＡＳＡ，负责间谍卫星的开发，我就叫他C。他是我在美国的房东的朋友。我并不想公开他们的身份，因为他们的名字都可以在googl学术或知网中找到。

为什么我重点勾勒这三次谈话，因为它涉及了“中兴事件”三个重要的层面：

是，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到底发展得怎么样？在世界上，到底处于怎么样的水平？

第二是，中国在战略层面上，是否存在着误判，这几年的暴发户心态，到底是怎么起来的？

第三是，从一个外国科学家的角度，看待我们的国家，其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个问题，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到底处于世界什么水平？由A来回答。

他的答案很明确。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很快，非常了不起。在世界上，处于 梯队与第二梯队之间，在某些领域，比如光纤、航空航天、无人机、超级计算机等，已进入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而且据凤凰网财经频道报道：在世界PCT国际专利申请上，美国大约占据了23%的份额，而中国和日本则分别占据约20%的份额，美国、中国、日本三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创新的三大主力军。

从总的成绩单来说，是相当不错的。从一个差等生，跃居为全班前十。详情请看“胡不归”整理的吹捧材料，我就不展开了。（中国科技实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国

袁岚峰）

但是，与真学霸美国比，中国的水准还差得很远。

造个芯片，突击一下，中国人不是没试过，２００１年４月的方舟一号，就成功过。梁宁的那篇文章《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就记录过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

但是，高科技领域的突破，决不能一蹴而就。除了芯片，还需要一个操作系统，需要一个生态。

梁宁在文章中表示，“我们这才发现，Intl不是做出了CPU，而是培育了一个基于CPU的开发生态系统。”

我们的高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第三棒，也就是商品化包装、做品牌、做销售、做客户服务。而 棒（核心元件）和第二棒（公版、产品等），国产商家都是绕过去的。方舟一号团队当时勇往直前，一路研发到底， 的结果是一败涂地。

其实说什么都没意义了，看梁宁自己的分析：

效果不好。

除了文档格式，其他的软件体验，用户各种不爽，那就太多了，大家用脚趾头想一下就好了。用户普遍怨声载道，要求换回Wintl。

就这样，我们失败了。

后来，方舟CPU停止开发。永中破产清算。那几万台政府为了扶持一个产业，而买单的NC，估计早就卖了废铁。

败在用户体验上。哪怕行政给你力量，给你政策，甚至强行驱逐微软，装上方舟，这套系统也活不过来。

在制造中国芯的过程中，并不缺乏英雄。很多科学家努力了，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但也仅仅迈出了一小步。这不怪他们。成功绝非理所当然的。

做芯片其实很难。中国努力了40年，发展到今天已经不错了。而美国，则是长达百年的积累，还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的推动，才有今日的优势地位。

没有脚踏实地的研发、投入、试错，凭什么想着能弯道超车？

A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芯片不是由一群穷人发明的。因为做芯片，短期内出不了成果。甚至一辈子出不了成果。而穷人，则急着要赚钱。他们可以清贫几年，但谁也不可能清贫一辈子。中国这一代研发者，谁不是穷孩子？谁不是有一家人要养？”

人穷，容易志短，有人以开发芯片的名义赚钱。弄虚作假，以伪造的成果，骗取国家巨额经费。

年2月发布的“汉芯”，据称，每秒可以进行２亿次运算、数据上接近国际 水平。媒体大肆报道，成为政府院校的掌上明珠。它出自同济大学一位长江学者之手，名字叫陈进。汉芯为陈进带来了数千万的研究经费。详情可看中国青年报系列报道。

这个汉芯，后来被证明是一个丑闻。直到3年后，科学界有人向媒体举报，汉芯的神话才正式破产。

能看不能用，不能实现人机对话。据说，这个汉芯 的功能就是播放MP3，播来播去就一首歌《沧海一声笑》。连陈进都没法给换首新歌。

但 的处理，也不了了之。

有人质疑：

“这不是一个人在造假，有可能是一个体系在造假。

一个国家重大项目，从申请、立项，到 专家委员会评估，都有一个严格的过程，都是在这个行业浸淫几十年的专家、院士，造不造假，一眼就看得出来，为什么没有拆穿？”

“本来呢，大家把持着国家的科研资金走向，互相帮衬，钱先搞到手，在 评估的时候再做做手脚，就过去了。”

“本来嘛，低调点，申请点经费，小日子过得滋润。可是，这次篓子捅大了，放卫星。到 糊不上了。”

可见，中国芯的研发，很快就触到了瓶颈。而这个瓶颈，并不能轻易地迈过。有死磕者，如方舟一号的团队，也有投机者，如陈进等人，但更多则是拿来主义，直接在现有芯片的基础上接第三棒。

汉芯一号是比较极端的案例，它的问题是，卫星放得过大，糊不上。但是，放小卫星的，数不胜数。包括中国多个自主创新，都有可能是卫星。

中国人太渴望突破了。从政府，到媒体，到公众，都希望每个领域都能实现自主创新。

于是，这成了一个魔障。

Ｂ教授跟我说，15年前，陈进放卫星，有可能被发现。因为当时媒体敢说话，“有人愿意较真。”大家都知道，且不论爱不爱国，弄虚作假就是不行。

但今天，似乎大家都在装傻，喜欢动不动喊“厉害了我的国”。

新一轮的吹捧之风正在出现。关于中国的技术神话、军事神话、互联网神话，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在出现。这与60年前的“亩产上万斤”并没有本质不同。

其实，所有行业都有造假的冲动。没有监督机制，造假就绵绵不绝。如果造假还获得了甜头，那就一发不可收拾。而且，造假有攀比之嫌，一方造假如果没有得到严惩，那其他人也会跟着造假。 的结果，就是全民造假。

一个陈进倒下去，千万个陈进站起来。

早在年，他就在一个学者群中发现了端倪。他发现一群人，开始大肆吹捧中国的工业水准，甚至到了天下 的地步。

Ｂ教授说，“我就纳闷了，我们买奶粉还要去香港，怎么一下子就天下 了？”

那一年，美国的总统还是奥巴马，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产生了严重摩擦。当时，国内就有一群所谓的“鹰派”在那里摩拳擦掌，觉得是时候亮剑了。

“韬光养晦”这个词，在当时已经被抛诸脑后了。

感谢外交部门的智慧和努力，中美在那一年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冲突，算是安然度过了一个小危机。然而，心态并未纠正过来，还愈发狂傲。在 之前，高呼超越美国的人还大有人在。

当国内有一些理性的学者试图降温的时候，这些意淫的人甚至喊出了口号：“外御美帝，内惩公知”。国内的气氛变得诡异。

越是执着于大国崛起，越是容易心态失衡。这种急于求成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导致心态失衡，导致浮夸盛行、造假不断。

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就是两国的综合国力逐渐接近，国际秩序从原来的单极格局逐渐过渡为中美两极格局。美国年的GDP是.74亿美元，中国的GDP是.85亿美元，从总量来看，真的是接近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甚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公开表示：年是中美关系的质变期。因为中国的GDP已经达到了美国的三分之二。

两极格局一到来，中美关系就得变。不管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执政，都绕不过去。

“事实上，美国无论谁任本届总统，都会对中国进行这样的 。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利益、霸权和它所控制的世界秩序。20年前在安理会总投弃权票的中国，近年来突然频频投起了否决票，这让美国很不适应！”

的变数就是时间：什么时候。

多年来，中国一直韬光养晦，打着太极，不显山露水。再加上，在过去的十年，美国一直把心思放在中东事务上，又是本·拉登，又是萨达姆，让美国操了不少心。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最近几年，我们太不克制，狂躁之情，在CCTV的春晚上都一览无余。

到了中美 的这一天，我们才发现，一些吹得神乎其神的科技神话、工业神话，真的是神话。

特朗普是一个需要敌人的人。特朗普最擅长的是怼人，可谓是威力无比，大开大合。

在大选中，他走的是反建制派路线。他的特长就是摧毁一切神话。民主党精心建构的东西，比如普世价值、比如政治正确，他有力量将其一一粉碎，证明你们说的都是鬼话。

但他有一个显著弱点，就是没法建设新的东西。他只能造反，不会画蓝图。当他成为了总统后，他很容易找不到北。减税、医改、外交、基建，他没几件事能做好。

所以特朗普尤其渴望“敌人”的出现，这样才能掩饰他在建设上的无能。

如果中国出现在他的面前，一副要大展拳脚的样子，那就很容易成为特朗普收拾的对象。

把中国崛起扼杀在摇篮中，这何乐而不为。

总有人强调特朗普是商人，唯利是图，没有价值观，容易去收买。也有人说，特朗普比希拉里好打交道得多。但千万别真把特朗普当傻子。反复无常的他打响这次 ，真的是没啥征兆的。

年，在雅加达东盟秘书处论坛上，有外国记者提问时，把中国与美国合称为G2。戴秉国马上反驳，千万不是，中国只是发展中国家。外媒扔过来的圈套，中国是看得准的，该装孙子就装孙子。当时，中国的口号还是“与国际接轨”。这也就是中国能崛起的秘籍：低调，务实。

美国的媒体，无论是BBC还是todayUSA，都没怎么重点报道中美 ，反而长篇累牍地报道特朗普的家长里短，比如FBI调查他的律师啊，哪里发生枪击案啊等等。

问美国的市民，知道中美 的人并不多。很多人都吃惊地表态，REALLY？这似乎是一个信号，美国人对 没有感觉。

如果一场战争，甲国家如临大敌，痛失大好时局，乙国家不痛不痒，还不知道战事已开，那其实，胜负已定。

C，美国一个科学家，讲了一下他了解的中国。当然，好话居多，包括中国人很聪明，很勤奋，很 。我试探地问他，美国的人工智能水平怎么样？跟中国相比呢？

他的回答是，我们不想发明一个不被控制的计算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在人工智能上发力的原因。我们做一些事情，当然也不做一些事情。

换句话说，中国以为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美国，那是假象。

他 说，美利坚是个伟大的国家。她不仅有 的公民，还有 的制度。

那句话，说得很重。

我想起了A所说的，为什么汉芯到了 ，变成了造假大赛，而且是集体造假？

当死磕没有结果的时候，造假便成为直接的变现方式。

中国人太多，太苦，难免急功近利，难免铤而走险。但是在西方，有足够健全的科研保障制度，容许你失败，容许你试错。但在中国，如果你没有成果，注定庸庸碌碌。同时，纠错机制又不健全，对诚信也不看重，一切都是结果导向。

梁宁说，在方舟一号功亏一篑后，他做的工作是两类：一类是“我代理了个产品，你帮我在中国建设一下渠道”，或者“做了个产品，你帮我跑跑政府关系”。他感慨，其实获得世俗的成功，很简单。

，做个总结：

1、自主研发芯片是件很漫长，也是一件回报率很低的事。它需要好几代中国人，怀着科学理想，前赴后继，奋斗几十年。

2、对脱贫没几年的中国人而言，高等教育是一个巨大的投资，搞研发如果没有回报率，真的是耗不起。中国人自主研发能力，算强，但投机的能力，同样也很强。

3、相比而言，造假、骗经费，则是成本更低的变现方式。领导的急功近利，给学术卫星巨大的机会。再说，中国人更多的，追求的就是“世俗的成功”。

4、吹牛吹大了，自己也信了。不被美国制裁一次，真的不知自己在裸奔。

5、特朗普不靠谱，但美国的实力，尤其是制度实力，还是值得我们虚心学习的。与美为敌没问题，但切勿与常识为敌、与理性为敌。

延伸阅读：

作者：辛允星；来源：政经参考资料；“壹库社” 　　引子：虽然还未到老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怀旧情怀还是日益严重，特别是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回忆起在北京生活的7年时光，感觉那是我人生中最为关键的时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从一位毛左转变成为了一位自由主义者（自认为）……

　　一、漂在北京的日子

　　在年6月大学毕业后，出于对京城的奇妙幻想，我毅然放弃了在县城工作的机会来到北京寻找就业机会，临时寄宿在一位近亲的工棚里。然而，在之后寻找工作的岁月里，我可谓是历经磨难，到处碰壁，可靠的工作岗位申请不到，主要是因为没有工作经验；那些被宣传的“神乎其神”的销售工作，又不是常人所能胜任的。在被迫无奈之下，我也曾尝试接受一些培训，也曾到职介所寻求机会，但最终发现要么是骗局，要么就是因完全不能接受某种工作方式而作罢。清晰地记得，在这段艰苦求职的时间里，我遭遇了很多的身体折磨，有一次被大雨淋透，只好躲在潘家园的天桥低下避雨，直得很晚才回到马驹桥的临时居所；还有一次因为囊中羞涩一整天没吃饭，直到晚上7点多才回到亲戚的职工餐厅填饱了肚子；更多的悲剧是，因为没钱坐公交车，我只能是把北京地图拿来使劲算计，以尽可能减少换乘机率，通常情况下只要不超过五站地的距离，我一定是选择步行前往某招聘单位，一次因为错误判断，结果从苏州桥一直走到了马甸桥附近，等于半个北三环！

　　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摸索，我终于通过报纸上的“前程无忧”信息栏找到了 家工作单位，名曰“翰略经济研究院”，名字很威武，其实就是一家“招商引资”的中介机构，即通过电话联系全国各地方的政府部门，告知他们本单位手头有众多的投资商，鼓励地方官员缴纳一定的费用参加我们组织的投资洽谈话。我对这个领域根本就不了解，自然在从事电话业务的过程中显得十分稚嫩，结果工作两个多月的时间毫无收获，加之工资还不能及时发放，我于是在年国庆节前后毅然辞职，结束了两个多月的实习期，而这段时间所获的劳动回报还不到千元。很快我又寻找到了第二家工作单位“心知堂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老板是自主创业的女性成功人士，公司是心海软件的销售总代理，其主要业务就是通过电话将这个品牌各种型号的心理测量软件销售到全国各地的学校中去，因此主要的联系人就是各学校的心理质询中心负责人或者心理咨询老师。我对教育行业是有些感情，因此很快就适应了这份工作，成为公司“ 单”销售任务的完成者，并受到了老板的额外嘉奖近千元。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半年多，还是因为要准备考研而辞职了，我的理想还是没有离开大学。

　　从年7月到年5月，这是我在北京求职和工作的10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从北京东南六环的马驹桥镇物流企业工地迁居到了西北五环的肖家河公寓，又和两位高中时代的好友在肖家河村合租了房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北漂族。这段60于公里的距离，我居然靠自行车来回了三五次，最终才落脚在知名的北漂大本营——肖家河，并误打误撞般的走进了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园。记得刚到肖家河，我们三位高中同学都没处于寻找工作的阶段，相互救济的能力都没有，所以经常合作在餐厅花3元钱买一盘土豆丝，共同享用，吃不饱是经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又自买了煤气罐和炊具做饭吃，以此节省饮食开支。之后，我经常会在傍晚走到路边的菜市场购买那些剩菜，整堆的买下来，这样价格会便宜特别多，但是发现这样的菜做出来十分难吃，但也没有办法。公寓不允许住户私自做饭，所以被发现之后我们很快就从东村搬家到了肖家河西村，过起了“三人行”的合租生活。

　　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搬家到肖家河西村的农户出租房之后，我们三人当中的一人因为吃不消这种艰苦的日子临时返回了山东老家，但两个多月之后又回来了。在这个时期，我们剩下的两人都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生活条件有所改善，至少可以偶尔买鸡蛋吃了，但是为节省开支，我们还是轮流到西苑的万泉河蔬菜批发市场集中买菜，算下来30元钱的菜可以够我们吃一个星期，加上元钱的房子，我们两人的月生活费不过元钱，即使我们的三人小组后来再次得以组合，我们的月生活开支一直也未超过元。因此，我当时虽然月收入仅于元，却还可以偶尔在旧书摊上买些书籍来读，一本80年代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只花了5角钱就买了下来。为了省钱，我还是坚持只要非“长途”就尽量步行外出，后来才发现这种的疯狂举动需要付出代价了，因为长期走急路，左脚的拇指甲钻进了肉里， 不得不在肖家河的一个小诊所花了26元钱进行最简单的手术，直接把指甲拔掉，之后这条腿足足疼了一周的时间，当时正是夏季，现在每当想起这个事情，还会心有余悸！

　　从年6月起，我正式开始了专心复习考研的生活，每天进出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睡在肖家河，读书在农大教室，逐渐对这个校园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经过半年的复习，我如期参加了年底的研究生考试，水到渠成地报考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社会学专业。与此同时，我们三人小组的另外一位成员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司法考试，我们的艰苦北漂生活就这样继续着……年春节之后，我们三人再次回到那间房租只要元不到的小屋，又各自寻找着自己的新未来，很快我在东五环旁边的东方基业汽车城找到了新工作，并暂时搬家到那附近居住。正当我在为新的工作而发愁时，3月8日我收到了同学的短信，他告诉我查询考研成绩的结果出来了，我的成绩是：政治73分，英语69分，总分分，他还安慰我说这个成绩一定没问题的。我于是很快就辞掉工作，专心准备复试，在离开一月之后再次回到肖家河的那间小屋，虽然率遇波折，我最终还是收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就这样，我在肖家河一直生活到年9月搬入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公寓，整两年的北漂生活才算基本结束；次年春，我们三人小组的另外一位同学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成为了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并搬家到朝阳区居住，只剩下一位继续坚守肖家河阵地。时光在不停转动，我搬离肖家河的时刻已经恍然之间过去了七年，今年这位仁兄从北京告诉我说，肖家河也已经拆迁了，他已经于去年搬家到了离中关村更远的韩家川……可是我已经两年多没再回北京了，更没有机会再“瞟一眼”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肖家河！

二、结识“乌有之乡”

回想自己的北漂生活，其实最为重要的记忆恰恰不在于那些生活的艰辛，而在于那时候的精神世界，一个让我的人生观曾经激情四射又突然转向悲观失望的思想历程；这个历程与北京 的“乌有之乡”（书店）紧密地缠绕在了一起。我还十分清晰的记得， 次听说乌有之乡这个“名词”是通过我在心知堂文化交流公司的老板，她在年的秋季的某天告诉我说，“北航西门那边有个书店，每周都有讲座，免费的，你可能比较适合去那，我去听过几次，感觉他们的思想太极端， 。”在他这一席话的指引之下，我趁周末时间满怀憧憬地来到北航西门寻找，果然很顺利地找到了，正好是下午两点如期开讲，我早到了近两个小时，于是随手翻阅那里出售的图书，不禁对自己的知识匮乏深感焦虑，同时心里也不断泛起一种对知识的憧憬之念。我当时所听到的 个讲座是杨帆教授的，他声音洪亮，言谈风格泼辣，但对当时的我来说，那些思想 是精神盛宴，尽管演讲的内容我如今已经不记得了；从此以后，我就成为了“乌有之乡”的常客和坚定支持者。

结识乌有之乡让我的精神世界猛然间获得了超级能量，从而很好的填补了物质生活上的极度困乏，这一点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想明白，最初的热情和满足感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如何获得的。在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之同时，我在工作方面的表现则日益衰落，主要是不再对那些电话业务有太多兴趣，甚至讨厌；记得有一次周末老板要求加班，我以参加乌有之乡的讲座活动为由给予了拒绝，她的那种无奈表情至今还停留在我的脑袋里。还有同事曾这样调侃地说：“她介绍你知道乌有之乡，现在肯定很后悔，你的精力都跑那边去了”，随之就是其他同事的一片大笑，他们都认为我属于不太正常的人——连自己的吃饭都成为问题，却对那些虚无缥缈的所谓国家大事感兴趣，多少有点不可理喻。当然，在我考取了研究生之后，老同事的这种看法有所改变，更多地认为我不适合吃“企业的饭”，注定要去“读书”云云，我对这些评价都表示认可，认为自己可能注定难以成为我们老板那样的人。

我结识乌有之乡一年多之后，它从北航西门搬迁到了北大西南门口的资源楼，离我居住的肖家河和中国农业大学西区更近了，因此去那里就更加方便，我经常会利用去北大逛旧书市场的机会甚至去中关村图书大厦的时候，都会顺便到乌有之乡看看，不管有没有讲座或者是不是喜欢某场讲座，因此支线即后来的路公交成为了我最经常乘坐的路线。听说后来乌有之乡又搬迁到了海淀桥南的一个高层写字楼，但这个时候我已经发生了思想的重大转变，因此再也没有去乌有之乡的冲动，它的新家位置自然也不再属于我关心的事务。

三、听每周末的讲座

从年秋天开始接触乌有之乡起，我每周的周末时光几乎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甚至在没有讲座的情况下也会前往那里，看看书、找找熟悉的面孔；读研之后还多次带同学前往那里听讲座，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常客。截止到年底 一次前往乌有之乡，我已经在那里倾听过近两百场讲座，认识了像杨帆、左大培、韩德强、韩毓海等这样的中国左派大腕，也认识了像黄季苏、郭松民、高梁、祝东力这样的温和左派；更是领教了巩献田、张宏良、杨晓青、孔庆东这样的“雷左”人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同时也目睹了像黄平、汪晖、邓正来这样的学术牛人的尊荣。这些人给我的印象都十分深刻，杨帆的演讲以“气愤骂人”为的基本特点，张宏良的演讲则更具鼓动性，加上 的孔庆东，他们三人都是“大嗓门”，可谓声如洪钟；韩德强则显得温文尔雅，很有江浙师爷气质（后来得知他在去年的一次游行中掌掴老人，这个印象才有所改变），但是做演讲思维敏捷并逻辑清晰，和祝东力、黄季苏具有相似的儒雅气质；高梁、郭松民两人的 特色就是外表和言语都十分朴实，因此感觉很有亲和力；巩献田、杨晓青都来自法学界，在演讲中都流露出了“不得志”的哀愁，足见他们在高校法学园地里所遭遇的各种“不理解”（这也许是中国法学之幸）。

我在乌有之乡听讲座的记忆至今留存仍多，可以选其一二简单陈述。记得邓正来先生到乌有之乡做讲座， 句话就是：“我来乌有之乡之前有朋友对我说，你怎么去那种地方啊？我就问他，那里为什么不能去？是吧，我感觉来这里没有什么嘛”，当初我不能理解邓先生这句话的含义，现在终于懂得其中的意蕴，因为现在连我自己也开始认为作为一个真做学问的人去那个地方确实容易被人误解为“毛左”，而这又确实具有很强的贬义！还记得有一次，杨帆教授做讲座结束，他向听众当中的一个人挥手，请他到演讲席也讲两句，结果这位仁兄无论如何也不登台， 还是杨教授自己接受听众的“呼应式”提问，这位拒绝登台的牛人就是汪晖，我那是 次目睹这位知名学者的尊荣。关于汪晖先生的这个拒绝举动，我现在的理解是：他可能需要保持所谓“新左”思想家的贞洁，防止自己“沦为”毛左的身份尴尬，当然，这种“诛心”式的无端揣度当然只能作为一种“笑谈”来看待。我还记得黄平先生到乌有之乡做演讲的场面，他身穿黑色中山装，脸上总是笑眯眯的，显得十分和蔼，演讲正式开始之前向大家道歉，说自己虽然是书店的顾问，但因为忙很少参与这里的事务，然后转入演讲的正题，他语言温润，娓娓道来，与左派知识分子的通常形象有不少的出入。

还记得，中国农业大学的何惠丽副教授前来乌有之乡做演讲，结果搞起了商品推介会，当场出售来自河南省南马庄合作社的有机大米，杨帆教授带头购买了两袋，随之又有不少的合作化支持者也慷慨解囊，现场情况十分热闹，何教授据说因此也名声远播。还有一次讲座也让我印象深刻，记得是苏铁山老师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事迹方面的报告，现场来了很多白发苍苍的老同志，其中一位竟然是来自陕西的，衣服上挂满了各种荣誉奖章；讲座现场可谓是群情激昂，甚至有人满眼泪水地倾诉着中国人今天对毛主席的各种不理解乃至侮辱，可正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却有一位女士压制不住内心的情感，在听众席当中突然站起来很大声地说到：“老毛的时代也该结束了！”这下子可惹恼了在座的一些听众，有人大呼：“把她轰出去，赶出去”，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机，听众们也开始私下嘀咕着什么，幸亏乌有之乡的书店老板范景刚及时制止，才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我们平时就称呼这位老板“小范”，他不苟言笑，为人处事的态度也十分低调，但在关键时候确实能掌控局面，和杨帆教授习惯骂人和发脾气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这也许就是他专心于业务而从不做演讲的原因吧。

四、参与毛泽东旗帜网组织的活动

去乌有之乡的次数多了，自然会结识很多好朋友，慢慢地就产生了强烈的集体归属感，因此我还参与了一些后勤工作，比如帮忙布置和收拾讲座会场、搬运新购图书等，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会认识一些同盟机构的朋友，毛泽东旗帜网的管理者们就是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在与他们接触之后，我又开始参与到旗帜网的一些活动的筹备组织工作中，比如整理和搬运图书到某些会场向参会者发放，其中 规模的一次活动应该是年冬季“纪念毛主席诞辰周年”的系列活动。我跟随毛泽东旗帜网的管理者以及其他自愿者们一起，先是到朝阳区的一家印刷厂搬书，然后分别装到统一准备好的袋子里，忙活了整整一天才完成这项工作；记得第二天，纪念活动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正式开幕，我也作为后勤人员进入了会场，这是我平生 次走进入到人民大会堂，当时感觉自己能够参与这样的重大活动也算是无上的荣耀了。也正式通过这个活动，我见到了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 军旅作家魏巍、前中宣部领导王忍之、前国家 法院的院长郑天翔等高级人物，还有毛泽东的一些家属；记得很多老人都是被家人搀扶着去的，他们说一定要去表达对主席的深切缅怀。

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后勤人员又到王府井大街附近的一家酒店吃饭，我正好与魏巍先生坐在一桌的临近位置，我感觉十分忐忑，但和魏老聊了几句就感觉轻松起来；他眉毛都是白色的，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言谈举止十分和蔼可亲。我主动说到：“我们这些人都是读着您的文章长大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我们小学教材中的经典文章，我至今印象还十分深刻，没想到今天竟然能与您坐在一起！”魏老摆摆手，说道：“你们年轻人要继承那种精神，不要忘记那些历史，国家的未来还要靠你们”。然后我把自己在参会时领到的一本书《向往毛泽东》拿出来请魏老签名，他大笔一挥就在书的扉页处签上了名字，之后我又请另外一位老师签名，这本书我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尽管我也许永远不再打开，但它的意义已凝固，印证着我曾经的思想历程。前几年在读研期间听说魏老去世了，我本想打听下老朋友后事的安排前往悼念的，但还是因为思想的不断革新而作罢，也许一面之缘注定如此吧！

五、聆听秦晖先生的演讲

我在乌有之乡混迹的这段时间，正是国内所谓“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的高潮期，因此我在这里所听到的讲座大多围绕这一话题，从不同角度论证新自由主义思想对中国人民带来的极大祸害；后来围绕《物权法》的出台又搞了几次讲座，巩献田的演讲正是对这部新法律的鞭挞。通过这些活动，我了解到了郎咸平、刘国光等“反对私有化”学者的主张，也知道了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脉络，从哈耶克到张五常、从茅于轼到张维迎等，都属于乌有之乡集中批判的经济学家。我虽然也偶尔去网上去查阅下这些学者的思想及其论证方式，但在情感上我已经天然地站在了“新左派”的一边，因此在与我们的北漂三人小组成员交流时经常发生争执，我那位律师哥们深谙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思想脉络，他对我从乌有之乡学来的思想表示坚决不能认可，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我也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围绕这些话题的激烈争论已经成为我们那个“小屋”最鲜明的特色，邻居们只能听热闹却对我们的话题不知所云，这种局面真的可以称的上是“北漂生活的奇葩”了。

我感觉从乌有之乡学习到的核心思想无外乎如下几个核心要点：（1）国家和民族是最为根本的东西，个人的人要服从和服务与国家民族的利益；（2）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大众民主和经济平等是超越与资本主义之上的优越制度；（3）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腐败、社会堕落均源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文化的侵害；（4）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虽然生活比较贫困，但是精神生活富裕，而且取得了军事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因此所付出的牺牲实际上换回来了国家的长远利益；（5）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依靠毛泽东时代的物质和技术积累，而不算是制度创新的结果，若当时继续走毛主席的路线，中国会发展得更好；（6）中国只有摆脱帝国主义设计好的“和平演变”圈套，回归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治与外交政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7）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建立在殖民主义侵略的基础之上，他们的民主、自由、博爱等思想都是谎言，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宗旨，守护好自己特色的政治制度，才能防止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到。这些观点其实和我们教科书和国家主流媒体保持着高度一致，但是乌有之乡的专家学者们却多次声称自己在中国是“非主流”，我当时就十分糊涂，但由于高度的组织忠诚感作祟，我也未再做追问。

在我坚守以上政治观点两年多之后的年12月17日，同样是在乌有之乡，我聆听到了清华大学知名教授秦晖先生的演讲，题目是“当代中国的左与右”，这是我 次见到秦先生，结果却导致了我的思想大转折。秦先生穿着朴实，而演说能力超群，在我听来简直就是字字珠玑，思路逻辑十分清晰，环环相扣，毫无破绽！他从“左与右”的通常区分谈起，引出所谓“激进”与“保守”必须有一个对象才好做区别，进而一一分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话题，比如人性的善恶自由、自由与个体安全、权责对等和群己权界等，最终暗示出来的结论似乎是：中国当下的很多左右之争实际上是充满逻辑悖论的，西方国家的左右派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共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水火不容，中国历史乃至当今的问题并不在于选择公有还是私有、自由多一点还是保障多一点等，而是要实现权责对等，左派主张国家权力要大些，那么也应该主张对民众的责任大一些；右派主张国家责任小一点，更要主张国家权力小一点，若一方面强化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又推卸国家责任，就是不符合基本政治伦理的观点。这是我陷入中国特色的左派思维逻辑以来 次听到这样深刻的道理，其实这也不算是一个对智商要求很高的知识，但是直到人生的第二个本命年，“失败”的我才接触到。

秦先生的演讲结束之后，很多听众都积极踊跃地提问，但是也不乏一些故意刁难者，从提问者的语气中就能感觉到这一点；我身边的一位听者甚至这样说到：“我们这里怎么能请这种思想的人来啊！”显然是不能接受秦老师的观点。临近讲座提问环节结束的时候，现场又发生了一个大插曲——某位工人模样的听者突然从会场 位置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用手指着秦老师大声呵斥：“你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你就说你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吧！”我认得这位朋友，他是辽宁的一位国企下岗工人，长期在北京上访，乌有之乡的常客，我在乌有之乡接触了很多类似的人物。秦先生针对他的激烈提问，仍然很客气地说到：“问题很复杂，不像你想的那样，社会主义不是说说就可以的……”但是现场已经很混乱，很多听众似乎已经容不得秦先生继续解释，因此这次讲座就在这种混乱中草草结束了。中国左派可能已经习惯了自己掌握真理的感觉，容不得异样的声音，即使面对饱学诗书的教授，他们也可以充满信心地进行批判，若是在文革时期，这些人估计早就开始暴打走资派了。

在聆听秦先生的讲座之后，我连续半年陷入了对自己政治观点的深入反思中，加之当时已经读研，开始广泛涉猎一些学术著作，并偶尔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这时候自己的家人又摊上了一个很小的官司（起因是邻里纠纷，结果是家人被法官戏弄，被骗上千元钱什么事情也没解决，父母只好搬家他处），这一些列的理论与现实冲击促使我的思想进入了“大整合”的时期。我努力读书、写随笔，把自己的百度空间整得十分充实，这一方面是反省自己曾经坚守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是帮助自己寻找更符合实际的理论解释，我记得当时给自己提出了诸多的提问：（1）中国的社会腐败与堕落真的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这和遥远的外国到底有什么关系？（2）中国搞公有制真的就可以实现公平正义？那老人家为什么说合作化时期的农民都爱偷懒呢？（3）中国的官员是被资产阶级带坏才腐败的？（4）毛泽东式的伟人真的能够解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吗？可是文革似乎并未达到这个效果呢！（5）国家和民族为何物？我们只有捍卫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特色才能获得尊严与在世界上的生存权吗？这些问题在今天的我看来当然都不再是问题，但是在年底的时候，我却基本上还是能够接受对以上问题的正面回答的，秦先生的演讲只是帮助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而已。

六、读博后，我的思想转变

在整个的年，我都在思考以上提出的思想话题，这一年秋季我又成为了一名博士研究生，读书自然也更多了，哈耶克、张五常等之前被我们批判的学者的书也在其中，随着视野的开阔，我越来越对自己之前所持的政治理念持怀疑态度。当我仔细阅读完毕秦晖先生的《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之后，我终于断定自己的思想已经彻底从“毛左”过渡到了自由主义状态，我认为其核心的标志就是：自己不再认可“卡利斯玛”权威的有效性，而对密尔的“群己权界论”给予了充分接受；不再认为个人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个人提供利益才具有合法性；不再认为中国的社会腐败源自资产阶级的财富，而是源自公共权力的滥用！我相信对这几个重大理论话题的回答足以见证我的思想转型。

尽管年底之后，我再也没去过乌有之乡，但是由于我已经习惯了参与各种的公共话题的讨论，我还是莫名其妙地被网友找到，加入了QQ的“秦晖底线群1”；不久我在这个群里与一位网名为“卡尔·斯密特的”网友进行了系统的三次大辩论，辩论的记录至今留存还很完整，自认为这是我成为自由主义者之后 次以新的思想身份参与公共活动。也正是通过这次网络辩论，我知道了“国家主义”这套政治理念的由来，并顺着对这一思想的仔细追寻了解到了刘小枫及其著作《现代人及其敌人》，但 却走到了许继霖先生那里，博士毕业之后年秋季，我细读许纪霖先生的著作《知识分子十论》、《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等，终于对国家主义思想流派有了一个基本的理解。同时我还滚雪球似的接触了其他一些让我“耳目一新”的著作，它们的作者包括启良先生（湘潭大学）、袁伟时先生、资中筠先生、朱学勤先生、于歌先生等，加上我们社会学科班的孙立平先生、郭于华先生、于建嵘先生等，他们的著作让我最终彻底明白了真实的中国历史如何，世界的学术思想是如何演化而来的，我曾经的毛左思维是如何的幼稚和荒唐！

网上流传这样一段话：“一个人30岁以前不是左派就没有良心，30岁以后仍是左派就没有大脑”；我记得也有文记载：哈耶克也是在27岁从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自由主义者。当我看到这些，心理才稍微的有所宽慰，不再对自己当初的无知无畏而羞愧难当！更幸运的是，自己总算没有成为一位“没有大脑的人”，终于在26岁的时候实现了这场思想的重大蜕变，这已经成为对友人经常提起的调侃之词。我并非故意将自己与大师并列，以博得什么荣耀，而是以此来安慰自己那份尴尬的心灵，毕竟全盘否定自己的思想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各种社会与政治思想的对比中，我还是毅然完成了这个工作。

如今，我已经在大学教书两年，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小院子，每天早晨起来看看自己种的蔬菜和养的花草，自然有一种与北漂生活时期截然相反的心境。我再也不会把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寄托于某位圣人身上，但求能够在这个荒诞的时代里混口饭吃，自由主义的思想理念虽不是宗教，也然不能为我们提供吃喝穿戴之物，但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却能让我的心灵变得稍微洁净那么一点点，懂得什么是生活的底线，面对虚伪的权贵人士和各种离奇的社会规则而泰然视之，既不谄媚也不对阵。

北京，已经成为历史记忆，乌有之乡，也已经成为我永远告别的思想场地，我再也不想到那个让人心碎的城市生活，也再也不想接受那种“民间党校”的再教育。回忆“混在乌有之乡”的那些日子，一则为了缅怀自己的人生弯路，二则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通过我的故事更早更快地走出那个可能给 制造无穷灾难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