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报纸王国。当纸媒普遍遭遇互联网冲击而日益萧条之际，日本的《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仍然维持着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发行量（分别为万和万份）。这得益于日本强大的快递配送系统，发行量中的90%来自居民家中的长期订阅。

“大树底下好乘凉”——资深媒体人野岛刚曾用这句话来形容在日本媒体里工作的状态。在全球范围内，日本报社是罕见的“对互联网危机感较弱”的媒体。对于日本的媒体人来说，终身雇佣制给予他们稳定的保障，不必担心报社裁员、记者下岗之类的情况出现。

然而在朝日新闻社工作了24年的野岛刚，却在今年春天放弃了“铁饭碗”，从报社辞职，成为了一名自由作家。

野岛刚17岁开始学习中文，长期关心中国媒体发展、中日关系及台湾问题，算得上一个“中国通”。在朝日新闻社工作期间，野岛刚与中国有许多交集，他曾担任过朝日新闻台北支局长，在辞职前是朝日新闻中文网的主编。除此之外，野岛刚还在《南方都市报》《新民周刊》《外滩画报》等报刊杂志上撰写专栏文章，也是腾讯·大家两位日本作者之一。

▲野岛刚

在纸媒落寞转身的时代里，日本的报纸无疑是一个特例，对此，想必大家也多有好奇。媒记君特地采访到了野岛刚先生，关于日本报纸的发展现状，以及中日媒体间的种种差异，听听他如何解答。

谈中国媒体人跳槽：

薪资不佳，年轻人不愿长期从事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媒体人跳槽或者离职创业的消息频频传出，似乎已成为一种常态。不过，跳槽、辞职这些在中国人看来司空见惯的事情，放到日本却是令人惊讶的举动。

上个月，野岛刚在腾讯·大家的专栏里发表文章《对不起，我辞职了》，其中写到对于自己从报社辞职这件事，日本和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的反应。在日本人眼中，辞去工作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弱势群体，而中国朋友却纷纷送上“恭喜你”的祝福。这两种不同反应的背后，正是日本公司独特的终身雇佣制带来的观念差异。

媒记君：在《对不起，我辞职了》这篇文章里，您提到了日本的终身雇佣制，说大多数日本人都不会选择跳槽或辞职，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那么您是如何萌生出要从报社辞职成为自由作家的念头？

野岛刚：辞职时，我觉得在自己的人生中，应该在公司里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如果继续留在公司，要么就是为成为社长而努力，要么就是同样的工作再干十年。成为社长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是我的愿望，所以我决定辞掉工作，走上新的道路。我原本就想当一名作家，而报社记者的身份有时会对写作产生限制，我对这一点并不满意。

媒记君：您认为终身雇佣制对于日本的媒体来说，更多是一种保护，还是束缚？

野岛刚：我认为两者兼有。终身雇佣制的优点是能让记者在雇佣关系方面安下心来，用较长的时间慢慢成长起来，成为优秀的专业记者。但缺点在于，他们会失去记者应该具备的挑战精神与反抗精神。以前，优点占的比重更多一些，但现在似乎缺点占了上风。这也是因为报纸在社会上的发行量已经停止增长，并开始下滑，导致报社不得不变得趋于保守。

媒记君：您在文章里说身边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朋友动不动就辞职不干了，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媒体人普遍的跳槽和离职创业的现象？

野岛刚：中国媒体人频繁跳槽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的生来喜爱追求新的机遇，所以辞职较快；二是中国媒体的劳动环境与薪资待遇普遍不佳，年轻人不愿长期从事媒体工作。

谈日本报纸发行量：

自己也看得少了，估计会下滑得越来越快

据野岛刚回忆，在他刚进报社时，《朝日新闻》的发行量是万份，而现在是多万份，二十多年间减少了万份，这虽然不是个小数目，但与世界范围内报纸衰退的速度相比，日本报纸的发行量已经算是下降非常慢的了。

即使如此，野岛刚对日本的纸媒仍然满怀忧虑。他在《日本媒体面临的是安乐死》一文中写道：“变身为能适应网络化和全球化的新媒体，还是坐以待毙、等待迟早有一天要到来的‘安乐死’？可以说，日本的媒体正站在这样一个岔路口上。”

媒记君：日本的报纸依靠强大的配送系统，培养起每户家庭的订报习惯，也因此免受互联网的巨大冲击。您认为这样的订阅和读报习惯会继续保持下去吗？互联网是否也开始对日本的传统媒体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野岛刚：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日本报纸的发行量之所以下落较慢，恐怕就是受益于这种配送制度。但是，它也快走到极限了，报纸发行量估计会下滑得越来越快。这样一来，部分报社可能就无法再维持成本较高的配送制度了。

媒记君：您自己还会看纸质的报纸或者杂志吗？

野岛刚：会，但已不像以前那样认真地看了。因为我能在网上能看到当天发生的绝大多数新闻。

媒记君：这些年中国有很多传统媒体都发展了新媒体业务（比如App、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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