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北京书市今日结束了。期间和朋友去逛了两次。正逢疫情，朝阳公园里回荡“游园科学佩戴口罩”的警告，游乐场里工作人员比孩子更多，书市也显得格外冷清。不过淘书客依然有。第一次去时，在一个摊位上翻到孙犁作序的某位老诗人诗集的签赠本（不是为了神秘，只是忘记了诗人的名字）；第二次去，同一个摊位其他书仍在，这本已经不见了。

书市有什么书呢？和以往一样，民国书和民国文献不见好，更早的则都是借机出“废品”。孔网摊位别出心裁，搜罗了一箱清末民国石印本医书零册，元一本。放在以往，吸引下围观的游人，这种卖法还可以赚些钱；这次冒着疫情风险来的都是熟悉孔网价格的穷书呆子，谁会出这冤枉钱呢？

还是看看建国后的旧书。前几年曾在北京书市淘到一些不错的文革批判材料，但这一次全不见踪影。摊主说，港台文献和文革资料都不许上架。于是旧书区只剩下红色文献泛滥，各种版本和语种的毛选，不同系统的“大字本”，以及文革后纪念毛周的画册、天安门诗钞比比皆是。虽然不见得能入方家的眼，但上上手再配齐几套做收藏入门，还是难得的机会。

所见较有系统的，大概有五批文献。刘湛秋旧藏最后详述，先说另外四批。有一批来自贵州某老先生的旧藏。看内容，大略这是位抗战期间就参加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因其所得签赠本中，多有八路军各根据地报刊编辑的晚年文集。这批藏品或于红色新闻史爱好者有益，但我兴趣不在此，未多注意。

一家摊位上有一批中央音乐学院旧物，包括不少五六十年代的抽印本教材，印量很少。据摊主说，他家藏央音文献资料及毕业证等颇具规模。同家摊位还有一批来自内务部图书室的旧物，多为五十年代的政法类内部出版物。摊主宣称这部分文献来自谢觉哉本人，并展示了一些书内页谢觉哉秘书的签名。是不是谢的并不重要，也无法证明，但有些书确实少见，我即在此配齐了一套法律出版社年版《奥本海国际法》。

另有一批旧物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文革中自杀的语言学教授。这批文献中，四五十年代出版的语言学、国语运动书籍齐全，品相好，多有签名和批注；此外也有一些印数很少的抽印本，多是推广普通话初期的文献，应当是有一定价值的。

话说回来，以上都和新文学没啥关系，所以我们还是重点看刘湛秋旧藏。刘湛秋，《诗刊》前主编，当代著名诗人，在圈外也因与李英、顾城的三角关系而名噪一时。刘湛秋今年才85岁，不知为何，他的旧藏却大批出没在书摊上。这次北京书市的签名本摊位基本就是靠刘湛秋旧藏撑起来的，八十年代的小开本签名书竖着密密排满一桌，少说也有上百本。

这其中最多的自然是当代诗人的签赠。“诗人签诗人”，上下款名头也都不小。我对当代诗歌不了解，只“凑单”收了一本“乡贤”冯亦同先生签赠刘湛秋的诗集《男儿岛》，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年出版“金陵诗丛”的一种，印了册。最早知道冯亦同是余光中重访南京，冯为接待。他是南京文坛功臣，和“甜点”的授权作者顾潇、周正章等前辈诗人作家都很熟悉。年，“甜点”纪念吴奔星先生诞辰周年，推送了吴先生的“清辞丽句”《别》及冯亦同的赏析，反响很好。

此外，还收了本诗歌评论家、《诗刊》编委朱先树签赠刘湛秋的《80年代中国新诗创作年度概评》。“诗刊人签赠诗刊人”，也是一挺好的收藏方向。这本书收录了朱先树年到年每年对诗坛做的年度总结，还附了八十年代关于“朦胧诗”的几次讨论争鸣的手记，多发表在《诗刊》上，结集出版，在当时应是难得的诗坛材料。然而本书拖到年才出版，也只印了册，算是当时诗歌逐渐式微的一个小小证据吧。

当代诗人之外，这批旧藏中还有现代文学学科第三代、第四代学人的签名本，签赠人有骆寒超、桑恒昌、袁忠岳等，他们如今也是青年学者口中的“前辈学人”了。我曾集藏现代文学学科第一代学人们的签名本，对第三代、第四代的兴趣尚不那么大，只买了一本袁忠岳先生的《缪斯之恋》——因此书的签赠时间特别，是“那一年”的6月。

袁先生在后记中写：“真不好意思，奉献给读者的，是如此菲薄的一点东西。不过，要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连这么一点东西也不会有。是付出了青春、理想、爱情等人生最珍贵的东西，才挽回这么一点东西。东西虽少，代价昂贵，又怎能不敝帚自珍呢？”想到第二年罗宗强先生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做的后记里有“我不知道是否还会有安宁的可以从事研究工作的十年”之语，不甚感慨。以袁忠岳对“朦胧派”的力挺，及他日常的直言不讳，确实是“不合时宜”的。好在山师当时有在当年就敢高呼“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的田仲济先生主持，吕家乡、朱德发、袁忠岳等一批后来闪耀学林的人物，才能在一次次清污清淤中过关，迎来一个又一个可以随心做学术的十年。

刘湛秋旧藏中最具价值的部分，与他所处的年代有关。刘湛秋这一代诗人及评论家，有些“承上启下”的意味，因而能与“劫余”的现代文学作家、诗人建立联系。除了那本错失的孙犁作序的老诗人集子，我在书摊上还发现了两种。一是与前些日去世的流沙河并称“两河”的石天河先生年签赠刘湛秋的评论集《文学的新潮》。

由于那段文坛众所周知却讲说不清的公案，石天河经历坎坷，《文学的新潮》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印量也很小。天河先生的后记自然就有与袁忠岳那段类似的感慨：“一个解放前就开始了文学活动，五十年代就从事于文艺理论专业的人，到他六十岁离休的时候，才出了这么一本薄薄的集子。尽管历史的安排，不随我个人的意愿，但我确实感到无比的惶愧。”

另一本是野曼年签赠刘湛秋的诗歌及评论集《诗，美的使者》。或许因为作者当时有省作协副主席的身份，书印的很漂亮，内页还有黄永玉为野曼作的速写。对于野曼，不熟悉现代诗歌史和胡风派的人或许不太了解，他最早步入文坛，是因为向著名诗人蒲风投稿，之后二人又成了编《中国诗坛岭东刊》的同事，那是年。他也因此成了蒲风作品的忠臣，文革后积极张罗，费尽心思搜罗故人旧作，才出版了《六月流火》，也因此深受后辈学人们尊敬。四十年代他考入中山大学，此间他办了多个刊物，在邹荻帆主编《诗垦地》等大刊上有作品发表，并出版诗集《短笛》，与彭燕郊、宴明、司马文森、谷斯范、黄永玉等多有交游，成为文坛中人。再往后的故事就不太美好了：年，他莫名被打为“胡风分子”，之后一直身在另册，直到年。

刚才提到野曼被莫名卷入“胡风冤案”，据他在这本小集子里的介绍，其原因只是因为他的诗歌名篇《积雪期》发在了《诗垦地》第四期的首页，而《诗垦地》则在主编邹荻帆的影响下深受胡风的影响。就这样，与胡风未曾见过面、写诗也未受胡风多少影响的野曼也成了“受胡风严重影响”的另册人士，一如这场冤案中的“苏州一同志”公案。巧合的是，在这个主要以刘湛秋旧藏为主的签名本摊位上，我居然恰发现了一册邹荻帆的签名本，而且这本散文集《春归何处》恰收录了邹荻帆纪念胡风的随笔《怀胡风先生》。半个世纪的冤怨情仇，就这样汇聚到一处。

邹荻帆的这本签名本，是他年元旦签赠给“永庆部长伉俪”的，“永庆部长”是谁，我还未找到头绪。注意到的是，摊位上还有一些从邹荻帆家流出的旧书，是当代诗人们签赠给前辈的。或许这本书不曾送出，后来随着其他邹家旧物一起流入市场；或者这本书曾为新诗爱好者——或许就是刘湛秋——购得，后来连同他搜罗的其他邹荻帆相关藏品，一起回到市场。

邹荻帆的签名本是书市倒数第二天才淘得的。疫情毕竟限制了外地书友来京，否则这本书早被识货者翻出买走了。这于我是幸事，于书市则是不幸。希望来年疫情过去，朝阳公园书市能恢复往昔的盛况。